1970年，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带着儿子来到北京探访，得知侄子希望和她见面后，她表示这件事很复杂难办。3月的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复兴门外的中直招待所登记簿上出现了李干卿与李亦农这两个陌生的名字。李干卿背着旧皮箱，年轻的李亦农提着帆布包，一路匆匆而来，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他们在登记时，告知接待人员想要见江青。几天后，这一请求在中南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时，江青正在研究“学习班”的筹备文件，突然收到秘书杨银禄的汇报，让她的神情凝固。她低声喃喃自语：“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来？”紧接着，她发出了一道命令：“安排住下，先别让别人知道。”她的语气冷若冰霜，显然没有因为久别重逢而感到兴奋。

李干卿与江青的距离虽是十里之遥，然而两人之间却隔着深厚的政治鸿沟。新中国成立后，李干卿因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的经历曾两度被调查，虽然没有被定罪，，但在档案上却留下了不小的污点。文革的风暴此时正愈演愈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历史问题”。在济南，李干卿已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多年，此行前往北京，恰恰是希望能与妹妹当面解释历史，抚平“阶级成分”的阴影。

在招待所内的日子并不好熬。几次探访接触，只有杨银禄匆匆派来一台国产海鸥135照相机和半斤安溪铁观音，并附带了一句口信：“首长事务繁忙，暂不便会见，请见谅。”李干卿抚摸着茶罐，默默叹气：“茶叶算什么，我真正想见的是我亲妹妹。”尽管儿子劝他回济南，他依然摇头：“不见她，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回去。”

经过数日的僵持，局面在四月初有了转机。秘书处灯火通明，杨银禄联系了汪东兴，简要汇报了事情经过。经过沉吟，汪东兴决定亲自前往丰泽园。已近午夜，毛泽东依旧批阅文件，听完汇报后，他放下铅笔，语气坚定：“亲兄妹分开几十年，总要见一面的。”第二天早晨，江青收到他的批示，无奈地只得点头：“那就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简单谈话。”

会面选择了福建厅。李干卿推开门，看到身着深色套装的江青背对窗户站立，神情复杂。片刻的沉默后，江青首先开口：“组织上有纪律，我对你的历史是清楚的。今天你有三十分钟，想说什么就说。”李干卿双手微颤，从怀中拿出一叠泛黄的材料——铁路总工会的鉴定和地方公安机关的结论，还有他手写的情况说明。江青翻了几页，最后将其放回桌上：“文件我会转交，但你要明白，我无法改变你的身份。”

“云鹤，我只想让你相信我没有做过错事。”李干卿眼中泛起泪光，但江青却不容许情感干扰对话，“历史终究要由组织来评判，感情是感情，立场是立场。”她看了看手表，语气一转道：“你身体不好，这里湿气重，还是尽快回去吧。我会派人给你准备票。”

当大厅的钟声敲响十点，李干卿站起来迟疑地伸手问：“那……以后还能再见吗？”江青的目光投向窗外，轻声回应：“看情况吧。”这句“看情况”将多年兄妹情感生生割裂，划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实际上，江青对待亲情的割裂并不限于此。和姐姐李云露的交往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结束。李云露当年带着孩子来北京探亲，不久后即因言语不慎被请出中南海，不得不辗转他处，日子愈加困窘。她写过多封信，却再没得到江青的回应。直到1972年秋，江青秘密送去一些金钱和布票，带着一句口信：“好好过日子，少说多做。”李云露在收到后长跪不起，却再也没有给妹妹写信。

同年冬，李讷在清华园诞下一子，家庭生活十分窘迫。她曾向时任中办副主任的张耀祠请求帮助，张耀祠也如实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示给予关照，但这并没有拉近她与江青的关系。江青在内部会议上曾对秘书说：“革命家庭要自力更生，奉献的姿态不能常在。”她的态度甚至让旁人感到尴尬。

将视野拉远，从延安到天安门，江青的政治生涯始终与“立场”紧密相连。她深知，与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亲属走得太近，将引发外界的质疑，足以影响她的职务和安全。在那个政治纷乱的年代，江青对哥哥的疏远、对姐姐的切割、对女儿的冷漠，既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也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干部的共同写照——亲情必须屈从于斗争的要求。

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曾招待过无数代表，挂钟依旧滴答作响，却再也不会有那短促而尴尬的兄妹对话。李干卿当晚乘夜车离开，带走了那台相机和茶叶；江青则返回中南海继续批阅文件，仿佛一切如常。历史资料中对此次会面的记录平淡无奇，但却折射出政治力量在切割私人世界时的无情与精准——切口平滑，却留下了隐隐的伤痕。